《三块广告牌》:把选择权留给观众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年03月13日  08版)

    当电影开始滚动片尾字幕,灯光亮起,我依然有这样一种场景的设想:风波平息的若干天后,“三块广告牌”成为当地一大旅游景点,原本无人经过的偏僻公路,访客络绎不绝,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开车过来,就为了看看著名的三块广告牌究竟长得怎么样。

    三块广告牌上分别写着:惨遭奸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你在干什么,威洛比局长?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为的是给这部电影增添一分荒诞。实际上,《三块广告牌》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米尔德丽德与狄克森这对欢喜冤家握手言和,但奸杀米尔德丽德女儿安琪拉的真凶依然没有找到,他们对正义的朴素追求在偶遇一位涉嫌奸杀其他女子的军人以后,打算扮演义警,对其处以私刑……

    如果私刑真的被执行了,则意味着公权力信任机制的完全崩盘;如果两人最后调转车头,选择放下,则意味着正义不彰,凶手逍遥法外。电影把选择权留给了观众,也把深深的思考留给了观众。

    《三块广告牌》所讲述的故事,对中国观众而言,存在不少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障碍。例如,美国南方的保守主义、种族歧视等。就连影片中出现的几首经典民谣,也让一般中国观众感到陌生。但是,主干情节呈现的公权力缺位后的私力救济,让人产生几分似曾相识之感。

    故事发生在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美国小镇,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给故事增添了几分戏剧色彩。在电影里,女主人公米尔德丽德与小镇上的乡亲们展开了三轮交锋,俨然成了“人民公敌”(易卜生语)。

    第一轮是与公权力的代表者、警察局长威洛比。在旁人的眼中,威洛比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又罹患癌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威洛比最后选择自杀,在外人看来就是米尔德丽德逼死了他。这一轮交锋,双方难言胜负,堪称悲壮。

    第二轮是与以警察狄克森为代表的小镇原住民。他对广告公司职员施加暴行,甚至在母亲的指点下,把米尔德丽德的同事兼朋友关进了监狱。作为右翼白人至上者,狄克森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却是最普通的镇民,正如警察局长所说,如果不把这种带有黑人歧视倾向的人留下来,那警察局就招不到人了。

    第三轮,则是与自己的亲人。因为米尔德丽德铁石心肠般的行为,儿子在学校被孤立,整个家庭因为米尔德丽德的维权受到了二次伤害。而同样经历丧女之痛、最应该跟米尔德丽德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前夫,却在自我麻痹中寻求新的生活,还悄悄地放了一把火烧掉了广告牌,烧掉了悲痛的记忆。

    历经“亲叛众离”,依然没有找到凶手,但看目的,米尔德丽德输得很彻底。如果是美国观众,或许可以从中看到自由主义的偏激、政府的官僚主义、平权运动的不彻底,这些专属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病症。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这部影片最大的价值,可能意味着一堂深刻的法治理念普及课。

    大家都知道,法治是个好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法治与朴素的正义观之间存在微妙的距离。在现实中,“疑罪从无”等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并不指向让每个坏人都得到强有力惩处的结果正义,著名的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公权力的谦抑,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为个体维权增加了不可预知的障碍。如何在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始终考验着人类的政治文明和智慧。

    面对执法部门的无能为力,米尔德丽德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能采集全镇男性的DNA样本用于比对,甚至建议在全国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采集DNA样本。警察局长威洛比面对眼前这个失去理性的女子,只能淡淡地回应:这是违反民权法的行为,政府没有权力这么做。

    同样,公权力受挑战时的软弱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米尔德丽德一把火烧了警察局,当局居然查不出纵火者,连警察局门口都没有一个摄像头!

    尽管每个人物都有大大小小的缺陷,但在《三块广告牌》里露脸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恰恰在这个大家都为他们考虑的“好人社会”里,对少数而极端的恶竟然无能为力,迫使“好人”用极端来对抗极端。其悲剧性的结局警示人们:人民对法治的信仰,不仅来源于法治胜利时正义彰显的光辉时刻,更在于法治失败和黯淡时,对法治精神的呵护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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