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山中访醉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鼎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1年02月23日  08版)

  •     丰乐亭

  •     菱溪石 周军/摄

  •     醉翁亭

  •     琅琊古寺

  •     玻璃沼

  •     摩崖石刻

  •     琅琊阁

  •     丰乐亭记碑

    今安徽省滁州市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古称摩陀岭。在距今约1700多年前的西晋末年,一队人马来到了摩陀岭,队伍中有一位伤势严重之人。当时正值西晋八王之乱,山外刀兵四起,群雄纷争,世道已然大乱,隐于深山之中的摩陀寺便成了少有的净土。古寺中有一位老和尚,超脱凡尘,不闻世事,以慈悲为怀,一心普度众生。他一边煎汤熬羹,为病人清洗伤口、治疗伤痛,一边口中默默诵经,为其指点迷津。

    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老和尚的精心治疗和照料,这位病人不但伤病痊愈,还从经文中有所顿悟。他后来于摩陀岭中日夜屯兵操练,最终率领兵马渡过长江,攻占了建邺(今南京市——记者注),并于公元317年建立起东晋政权,成了东晋的第一位皇帝——晋元帝,此人便是“琅琊王”司马睿。

    称帝后,司马睿不曾忘记摩陀岭摩陀寺中那位老和尚的救命之恩和指点,于是下旨扩建摩陀寺,还将自己曾经的封号“琅琊”赐给了这座山和这座寺院,从此,“摩陀岭”便改名为“琅琊山”,“摩陀寺”也改名为“琅琊寺”。

    历史的激流奔涌向前,北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一位满怀壮志却仕途坎坷之士被贬到滁州。在此人任滁州知州的两年零四个月中,一段段有关他的佳话传遍了琅琊山内外,一篇篇传世佳作从他笔下款款流出。他续写了琅琊山的传奇,也为当地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他便是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醉翁”欧阳修。

    磨砺之路

    又是一个好天气。河岸边,年幼的欧阳修正蹲在地上,以荻秆为笔在沙子上练习写字,身旁的母亲一笔一画地耐心教着他,目光温柔而慈祥。

    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祖籍为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记者注)的欧阳修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记者注)。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时任绵州军事推官,官职不大,主要负责辅助本州主官,料理当地的诉讼等事务,工作繁杂,俸禄却并不多。欧阳修四岁那年,欧阳观因病去世,于是欧阳修跟随母亲郑氏投奔时任湖北随州(今湖北随州市随县——记者注)推官的叔父欧阳晔,并在那里居住了下来。欧阳晔家中并不富裕,母子俩又寄人篱下,因此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虽如此,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郑氏却并没有放弃对欧阳修的教育。由于没有钱买笔和纸,郑氏便折下荻秆作为笔,在沙地上教欧阳修写字,她耗尽心力教导年幼的欧阳修看书识字、诵读诗文,而这些都为欧阳修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家贫,但欧阳修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他凭借着过人的天资以及好学之心,用功苦读,决心科考。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十七岁的欧阳修于随州应试,虽然他的作答内容很是优秀,但却因不符合句子韵脚的要求而落榜。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再试未中的欧阳修遇到了时任汉阳军知军的胥偃,并以其出众的学识和文采给胥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受胥偃的保举,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广文馆试,同年又参加了解试,并均取得了第一名。次年,欧阳修于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由于过于显露锋芒,欧阳修在宋仁宗主持的殿试中被唱为第十四名,至此,走了多年科举之路的欧阳修终于正式步入了仕途。

    然而,欧阳修的仕途却和他的科举之路一样坎坷。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谏言冒犯了宰相吕夷简,被贬至饶州,而欧阳修也因支持范仲淹被贬到了夷陵(今属湖北省宜昌市——记者注)去做县令,这一走,就是七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为广开言路决定增加谏官名额,欧阳修因受到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的推举被召回京,正式进入谏院供职。成了谏官的欧阳修并没有因夷陵的贬谪经历而丧失锐气,相反,他恪尽职守,不畏强权,敢于言事、打破旧规,得到了宋仁宗的赏识。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

    北宋庆历年间,朝廷冗员,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百姓生活困苦。对此,与欧阳修同年被召回京并官拜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其所作《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十项主张,旨在整顿吏治、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与此同时,已被任命为知制诰的欧阳修积极推动新政施行,成了革新派中的重要力量。可想而知,新政实施后,朝廷内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了极大损害。于是,反对、毁谤新政的声音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人提出范仲淹、欧阳修人等“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面对着愈演愈烈的“朋党”言论,欧阳修毫无畏惧,他提笔疾书,写下了千古雄文《朋党论》。

    欧阳修在《朋党论》的开篇便直接点明“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对此,他进一步阐述:“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因此,欧阳修认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然而,气势非凡的《朋党论》却未能真正挽回局面,势力强大的保守派接连不断的攻击也并没有因这篇《朋党论》的出现而偃旗息鼓。就在此时发生的“甥女案”使欧阳修再一次陷入了危机。

    欧阳修的甥女张氏是其妹夫张龟正与其原配所生的女儿。张龟正死后,欧阳修的妹妹便带着仅有七岁的张氏搬入欧阳修家中共同生活。数年后,欧阳修将张氏许配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怎料张氏后竟与一名男仆有染,愤怒之下的欧阳晟遂将二人告上了开封府。开封府当时的知府名叫杨日严,之前曾因贪污受到过欧阳修的弹劾。对此事一直怀恨在心的杨日严在接到张氏一案后便意图借此机会向欧阳修实施报复。他令狱吏对张氏威逼利诱,迫使张氏诬告欧阳修与其存在私情。朝中的保守派得知此事后十分欣喜,并纷纷大肆上书弹劾欧阳修。虽然最终此案经查后被确定为无实证,但顾及风化,宋仁宗仍然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的八月,将欧阳修贬至滁州任知州。对此,欧阳修曾在《滁州谢上表》中如此言道:“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而就在同年,范仲淹等革新派主要人物都相继被罢,仅仅施行了两年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于是,欧阳修再次远离朝堂,来到“地僻而事简”的滁州。在那里,他成了一位口诵诗句、举杯畅饮的“醉翁”。

    醉翁之乐

    欧阳修贬居滁州的故事不妨从一座亭子说起,只不过,并不是那座人尽皆知的醉翁亭。

    相传在欧阳修来到滁州的第二年春的某一天,正在和下属、幕僚于州衙厅堂内聚会,其间,他的一位幕僚献上了新采摘下来的春茶,于是欧阳修欣然邀请大家一同分享。琅琊山中有让泉,其水甘冽、清澈,欧阳修便遣侍吏前往琅琊山让泉处取水烹茶。然而,就在从让泉取水返回的途中,这名侍吏却因匆忙不小心洒掉了泉水。时辰已然不早,侍吏害怕耽误了烹茶,便在紧邻琅琊山的丰山脚下又寻了一处泉水取回了水。侍吏回到州衙烹好茶端出,在场众人喝下茶水,无不觉得茶香四溢,回味悠长。

    茶自然是好茶,水也定是好水,不过欧阳修在细品之下却发现这泡茶的水并不是让泉水。在欧阳修的追问下,那名侍吏最终说出了事情原委。欧阳修这才知晓在丰山脚下居然还有这样一眼泉水。他对众人言道:“我到滁州以来喝到的最好的泉水就是让泉水,不料今日又发现了一处不次于它的泉水,真乃幸事!”于是,欧阳修便让那名侍吏带路,去往丰山寻找这处泉水,并在丰山下的一处山谷竹林中,发现了泉眼。欧阳修后来在其所作名篇《丰乐亭记》中描写此处环境曰:“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寻得了好泉水的欧阳修“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丰乐亭记》)。这眼泉水后被欧阳修命名为“幽谷泉”,泉水之上的这座从选址到建造均由欧阳修完成的亭子,则取“丰年之乐”之意,被命名为了“丰乐亭”,而欧阳修“寻泉建亭”的故事也从此广为流传。

    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写道:“修之来此(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不错,谪贬的挫折依然没能击垮欧阳修,相反,这一次知滁的经历还将其重要的政治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便是“与民同乐”。而《丰乐亭记》之所以能够成为名篇,正是因为此文不仅记录趣闻、抒发所感,还描绘出百姓欢喜祥和、其乐融融的美好愿景。

    欧阳修后常于丰乐亭宴请宾朋、聚会议事,同时也在那里写下了众多佳句,如“踏石弄泉流,寻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幽谷泉》)。又如“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丰乐亭游春》)。可以说,丰乐亭就像是一处“避难所”,在那里,屡受挫折的欧阳修得以抚慰心灵,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就在丰乐亭建成的同一年,琅琊山中的僧人,同时也是欧阳修的挚友智仙因仰慕敬重欧阳修的才学和品德,专门在琅琊山中的让泉之上建了一座亭子,作为欧阳修游山时休息以及办公之地。这座亭子便是醉翁亭,欧阳修亲自为其命名并写下了那篇闻名古今的散文《醉翁亭记》。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亭记》)《醉翁亭记》全篇表现的依然是一个“乐”字,“山水之乐”“宴酣之乐”“游人之乐”“太守之乐”,众多的“乐”融于山光水色之中,“与民同乐”之景象跃然于眼前。

    透过这些精妙华美的文字,人们最终看到的是欧阳修的品格,纵然身处逆境,依然能乐观进取,既不苦闷忧愁,也不自暴自弃。胸襟之宽广,性情之洒脱,令人赞服。

    欧阳修热爱滁州的山水,同时他也将这份爱付诸对滁州的治理。在滁州,欧阳修坚持“宽简”的为政风格,即宽容简化地对待政事,以民为本,依照人情事理行事。正所谓“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宋史·欧阳修传》)。在欧阳修的治理下,滁州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了一派祥和图景。于是,欧阳修深得民心的“宽简之风”也同他的诗文一起被传扬、歌颂至今。而有了“山水之乐”也有了“百姓之乐”,“醉翁”欧阳修又岂能不纵情?岂能不醉?岂能不乐呢?

    虽然在滁州停留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欧阳修却与滁州的百姓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这位寄情山水、心怀天下的“醉翁”也早已与滁州和琅琊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割。滁州与欧阳修的相遇,实在是彼此的幸事。

    除此之外,欧阳修还为滁州琅琊山留下了大量的人文遗迹和传世名篇。在欧阳修知滁之时与离滁之后,都有众多达官贵族、文人墨客前来探访名胜。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同样在此地留下了笔墨佳作:“神物藏胜地,深林隐苍峰。威夷渡浅岭,爱此泉一钟。”(宋·苏舜钦《寄题丰乐亭》)“风景山中雪后增,看山雪后亦谁曾?隔溪岩犬迎人吠,饮涧飞猱踔树腾。”(明·王阳明《琅琊山中》)……经年累月,那些书写滁州以及琅琊山的作品已然数不胜数。

    文人之石

    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飞逝。如今,琅琊山正在以“醉翁文化”为主题,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仰慕欧阳修之名前来的游人络绎不绝。而在众多探寻“醉翁”“足迹”的方式中,有一种与一块石头有关。

    在琅琊山脚下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溪水,其名唤菱溪。一日,欧阳修在视察农桑时,于菱溪边发现了一块“奇石”,这块石头高约1.3米,宽约1米,其形态似太湖石、质地如灵璧石,奇石表面嶙峋多孔,且孔孔相通。欧阳修于是便对这块石头进行了考证,并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写下散文《菱溪石记》,详细记录了此事。

    原来,这块奇石原本属于五代时期的名将刘金。刘金于乱世功成名就,身享富贵,虽为武夫,但却有欣赏世间奇珍异宝之雅兴,这块奇石便是他曾经的收藏之一,用以搭配他家中的池塘、奇木和异草。然而时过境迁,“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菱溪石记》),奇石便不知怎的遗落在了菱溪岸边。奇石原本有六块,其中的四块早已被人拿走,还有一块体积较小的尚藏于当地百姓家中。最大的这块,由于难以被搬动,得以留存,并“偃然僵卧于溪侧”。欧阳修在《菱溪石记》中如此记录道:“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可见,此石当时已然被当地人视为了“神物”。

    欧阳修对这块石头喜爱有加,他依据石头的发现地将其命名为“菱溪石”,并为此石外形如此奇特却被遗弃而感到可惜,于是“以三牛曳置幽谷”,接着又找到了那块较小的,并将它们“立于(丰乐)亭之南北”,作为滁州百姓逢年过节来琅琊山游玩时观赏的景物。

    如今,菱溪石依然立于琅琊山中吸引着前来游山之人驻足观赏。而除了观赏价值,这块“不凡”的石头带来的,还有不凡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菱溪石是有确切记载和实证的唐晚期园林遗石,是宋元之前,赏石文献与实物相佐证的最佳实例,也是赏石文化史上重要的遗存,填补了赏石史的一项空白。”中国观赏石一级鉴评师周军对菱溪石如此评价道。

    周军说,菱溪石堪称“天下第一文人石”。它由欧阳修命名,其历史渊源由欧阳修挖掘考证,后又由欧阳修对其进行保护。全国范围内的古石、名石众多,而由著名文人命名、考证、保护的石头就只有菱溪石。欧阳修为菱溪石特地作了著名散文《菱溪石记》和诗《菱溪大石》以记之。同代诗人苏舜钦也为菱溪石写下了诗《和菱溪石歌》作为回应。被誉为“宋四家”之一的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也作有诗《菱溪石》。目前在中国,如这般有多位著名文人为其创作诗文,并历经千年依然留存于原地的奇石,也只有这块菱溪石。

    周军说,赏石艺术往往是一项“孤独”的活动。“赏石者凭借自身的人文积淀、人文素养以及艺术视野,用他们独到的眼光选择契合他们心灵的石头,然后进行架座设计、命名、赋诗、赏析。石头便也成了天地宇宙的代言,心象物志的表达,人石互融,物我两忘。”周军解释说,中国传统赏石活动大多是“独乐乐”,偏于“道家”崇尚的“独”,但欧阳修则不然,他喜得菱溪石后并没有将其占为私有,闭门独自欣赏,而是将其放置于公共场合,“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菱溪石记》)。此为典型的“众乐乐”,体现的是儒家强调的“众”的思想,而这一点也使得菱溪石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中与众不同。

    在《菱溪石记》的最后,欧阳修将他对菱溪石的所思所悟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菱溪石记》)。

    欧阳修见微知著,透过一块石头感叹世事无常,当富贵逝去,曾经拥有的便也无法保留。他也警戒富贵者,面对世间美好之物,不要竭尽心思设法独占,应与民众分享,那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而欧阳修的“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也经此再次展现。

    那一年,琅琊山“蔚然深秀”,山中泉溪“水声潺潺”,山中游人“往来而不绝”。此时,不少人正围在菱溪石前,他们有的仔细端详,有的伸手轻抚,还有的议论纷纷。不远处,一位号曰“醉翁”的老人将此情此景尽收眼底,他面带笑意,感慨不已。

    (本文图片由琅琊山风景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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