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驯服,更理解:与女孩们聊文学和电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3年03月17日  04版)

  •     张莉 受访者供图

    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来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们”的命运,也要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丰富、芜杂、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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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视角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一种价值观,也是可以学习的方法论。”在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的新书《我看见无数的她》封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书中讨论“文学为什么分男女”“女性文学就是女作家作品吗”“为什么会诞生女性文学”等“很女性”的话题,也介绍了陈衡哲、冰心、冯沅君、凌叔华、丁玲、萧红、张爱玲、张洁等不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但更让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那些似乎“不那么女性”的人和书。

    事实上,书中收录的小说和电影,大部分聚集女性。鲁迅的《伤逝》、艾伟的《敦煌》、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以及电影《立春》《廊桥遗梦》《推拿》……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也是男性。但张莉认为,恰恰从这样的作品中,才能看出普遍意义上的女性命运,以及多数人对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的理解,“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性别意识,但我们可以用女性视角或者性别意识,去理解和认知”。

    作家张楚的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讲的是女主人公茉莉和几个男人恋爱的故事,以编年的形式,写了茉莉不同时期遇到的不同男人、不同爱情际遇。茉莉高中就开始谈恋爱,后来遇到恋人进入婚姻,之后离婚再婚再离婚,人到中年又被一个帅小伙儿骗了。茉莉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没有美满家庭生活的女人。张莉认为,阅读这部作品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对女性生活的认识——这种不同认识,基于我们如何理解一个女人的幸福。

    “如果你认为只有拥有一段婚姻的女性才是幸福的,那么茉莉肯定是不幸的,因为她结婚离婚了两次,但是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一生可能要经历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那么茉莉也算不上不幸。她过的是她想要的生活。”张莉说,“显然,作者很同情茉莉的际遇,同情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也认为,这类女性未必想被人同情。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她们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便好。”

    “同情地理解女性,设身处地地理解女性处境。”这是张莉在重读这些作品时,常常对自己说的话。她同时认为,所谓女性视角,要有同情之理解,但这并不是完全代入书中角色。读作品时,固然要看到女主角的处境,但也要认识到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也要看到她的身边人,以及那些弱势的人;要站在低微处,注视弱势者和边缘人的命运,看到他们的光泽和力量。

    比如,我们读《简·爱》,总会代入简·爱的视角,但在一篇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批评家看到的是那位“疯女人”——罗彻斯特的第一任妻子梅森。由此,我们打开了理解女性处境、理解《简·爱》的新角度。

    面对经典作品时,前人已经积累了许多固定理解方式和认知,读者敢不敢去打破那些固化的印象、成为一个“不驯服”的读者呢?

    在研究生课上,张莉和同学们一起读沈从文的《萧萧》。大家注意到,小说中,在乡村语境里,在两位乡间男人的讲述里,“女学生”是被妖魔化的。但作为听众的萧萧,没有被迷惑,相反,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女学生一样剪头发、像女学生一样去“自由”……尽管最后没能离开村庄,那是萧萧运气不好,但想要离开,则是她主体性的表达。

    “萧萧的可爱之处,是在听故事时,选择了不认同也不服从故事的逻辑。当故事塑造我们、社会规则塑造我们的时候,作为读者的女性其实也有反塑造的能力。”张莉说。

    如何从女性视角汲取故事的营养、获得启悟,是张莉在这本书里试图完成的。“女性视角是一种立场,但也是价值观和方法论。女性视角的解读,最终是让我们成为有同情心、理解力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

    张莉在书中强调的女性视角,其实是要站在低微处言说,这是一种有深切人文精神的价值观。所以,即便像《推拿》那样不是女主人公的电影,她依然收入书中解读。在张莉看来,导演娄烨站在弱势和残缺者视角看世界,这正是一种“女性视角”的传达。

    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的《推拿》,是关于盲人的电影。电影和小说的追求一致,并不传奇化人物命运,也不试图讴歌或者赞美,只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呈现盲人的世界。行走、吃饭、上厕所、上网,都不是问题,生活细节和生活能力并不构成他们的生活障碍,困扰他们的是别的事。

    张莉说:“这部电影并不只关于盲人,它关于人,讲的是人的尊重、人的平等、人的尊严;讲的是人如何对待人、人如何理解人。”看完电影,许多问题会一起涌来: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看得见,什么是看不见;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推拿》使我们触及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一种面对世界的新视角、新方法——是站在边缘处的视角。”张莉说。

    《我看见无数的她》封底写着,“故事不止一种讲法,观看不止一种角度,当你看见她们,从此就能看见更多”。作为读者,我看见了“她”,就可能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波伏娃曾说,“解放女性意味着不再把她禁锢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但并不是割裂这种关系”。伍尔夫也说过,女性的生存,包括女性的写作,不只是书写和男性的关系,同时也书写和女性、和大自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

    读波伏娃传记时,张莉想到曾经读过的一个历史资料: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到中国,待了40天,去看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做了大量采访和调查。当时,她跟负责接待的中国作协提出要见丁玲,如愿以偿,还到了丁玲家中吃饭、聊天。回国后大概两年,波伏娃写出了《长征:中国纪行》,这本书包括了当时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记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女人、一个人,如何才能不固步自封、不断打开自己。比如,到了50岁时,波伏娃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被别人爱,也不可能爱上别人了,内心深感悲哀,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她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向这个世界打开,然后确认,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生存。”张莉说,正是这种行动力与主体性,让波伏娃在男女关系之外成为她自己。

    女性故事里有女人,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有儿女情深,也一定还有山高水长。正如张莉所说,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来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们”的命运,也要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丰富、芜杂、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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