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出莲花 白瓷净瓶

    1969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博物馆发掘了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基，发现舍利石函上赫然摆放着一件定窑净瓶，高达60.9厘米，瓶细长颈，鼓腹，龙首短流。

    这件后来被命名为“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的颈上部为仰覆莲瓣纹，中部的圆盘上也刻画着莲花，下部为竹节纹。肩部刻三重覆莲纹；上腹有缠枝花一周，下腹刻仰莲四重；流部的龙头高昂，前额隆起，怒目张口，下颌饰一绺龙须，极尽神态描摹之能事。

    整个器形修长秀雅，纹饰流畅，釉色莹润、乳白中略微泛灰。大器难烧，这件净瓶以层层的仰覆莲花为主要装饰，在莲花纹之间穿插以缠枝花，加上怒目张口的龙首，动静相间，匠心独运。这件净瓶是宋代定窑瓷器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在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禁止出境文物。

    什么是净瓶？明代的文震亨写过一本《长物志》，长物指身外之物，此书共十二卷，明代的闲适玩好之事，纤悉具备。僧人作为出世之人，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身无长物。但是，最基本的生活必备品还是要有的，净瓶就是僧人必备的物品之一。

    净瓶的基本样式，在唐代僧人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清晰的记载：“其作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穴粗如铜箸。饮水可在此中。傍边则别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孔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

    这种形制的净瓶在考古发现中屡有出土，作为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金属制作的净瓶更为实用，使用也更为广泛。为了便于携带，净瓶的大小一般在30厘米左右，如河南洛阳禅宗六祖神会的墓塔塔基出土的铜净瓶，通高33.2厘米。

    由于是僧人的必需品，所以在古代很多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中，也有净瓶的图像。如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原藏敦煌莫高窟的一幅描绘行脚僧的绘画中，僧人背负的竹笈外就吊挂着一只净瓶。这种形制的净瓶，盖、口相连，顶出尖台，尖台顶端有小口；器身上开圆孔，有短流；短流上有盖；添水的时候是从短流向器腹注水，饮水则是从尖台顶端的小口。

    这种从流部注水、从尖台小孔出水的方式，不同于一般中国人的使用习惯。中国的器物是从口部注水，从流部出水。但是，对照《南海寄归内法传》，我们豁然了解了净瓶的“流”并不同于中国水壶的流，正是因为它是注水口，所以这个“流”是朝上，而且为了符合净瓶之“净”，“流”上是加盖子的，不像中国水壶的流是斜出，方便倾倒。

    回到定州博物馆的这件龙首净瓶，此净瓶却非彼净瓶。它不同于神会墓塔塔基中出土的铜净瓶，它的流部斜出，符合中国人对于器物流部的设计；而且它的体量很大，近61厘米的高度、瓷器的质地，显然不再适合僧人的远行。

    从其出土现场看，器物摆放有序，瓷器由高档丝绸包裹。笔者在《河北定州两塔基出土净瓶的几个问题》中认为，河北定州北宋时期的两座塔基［另一座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基］出土了28件净瓶，结合出土的金刚杵，这些净瓶的使用应该和密宗的法事活动有关。

    北宋时期，中天竺摩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先入契丹，被封为国师，后入宋，他翻译的《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十分重视与之相应的曼荼罗坛，在此经中就很重视多种瓶的使用，其中也包括净瓶。

    宋代承五代乱离之后，收拾人心成为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和第二位皇帝宋太宗都重视佛教，宋太祖在即位之初就在四川雕版卷帙浩繁的《开宝藏》，直接促进了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兴盛；宋太宗仿效唐王朝，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重设译经院，翻译的佛经中有许多是密教类经典。然而时过境迁，佛教不再担得起护国之功效，所以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转而求助道教，在“神道设教”成为一场闹剧之后，才有宋仁宗时期儒学的复兴。

    定州西依太行，东展沃原，既富林木矿藏，又饶农植麻桑，且当大漠南下华北大平原之要冲，定州两座宋太宗时期的塔基反映了宋初佛教的兴盛，河北又是赵宋王朝的龙兴之地，定州工艺在古代长期昌盛，才能生产出龙首净瓶这样的艺术杰作。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艺术在宋代日益中国化的过程。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